那位让羌族文化走向世界的英国传教士陶然士，究竟做了些什么？

大家好，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位比较特别的“老外”——陶然士。说实话，要不是前段时间偶然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看到一个特展，我可能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名字。这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，在中国待了整整四十年，做的一些事情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义。那么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，又留下了些什么呢？咱们一起来瞅瞅。

先简单介绍下主角。陶然士，全名Thomas Torrance，年出生在苏格兰，年，也就是他岁那年，作为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来到了四川成都，这一待就是将近四十年，直到年才退休回国。

他可不是那种只待在教堂里的传统传教士。到了四川后，他很快就被本地的风土人情，特别是岷江上游的羌族文化给深深吸引住了。从年开始，他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往羌区跑，足迹遍布汶川、理县、茂县等地。一边传教，为当地人提供些医疗帮助，另一边，更重要是，他开始以一种非常专业和投入的态度，去记录和研究羌族的社会、文化和历史。

陶然士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，​​恐怕就是他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羌族​​。

在年，他写出了《羌族的历史、习俗和宗教》这本书。这可是第一本由西方人撰写的、详细描述羌族的著作，算得上是开创性的工作了。他不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个热闹，他的观察非常细致，涉及的内容超级丰富，从宗教仪式到日常生活，都有记录。

不过，他在学术上也提出过一个挺有意思、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的观点。他根据羌族信仰中崇拜唯一至高天神“阿巴白构”，并以白石为象征的特点，认为羌族与信奉唯一神的古以色列人存在着某种历史联系。这个“羌族西来说”的观点，后来受到了像葛维汉、胡鉴民等学者的反驳，他们认为羌族民间信仰本质上是“多神信仰”。但学术上的争论很正常，也正是这种讨论推动了羌族研究的深入。

​​我个人觉得，​​ 陶然士最难得的一点是，他虽然是个传教士，但在做研究时，表现出了很强的文化尊重。他的记录方式，和现代民族学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很多共通之处，力求客观细致。他并不是简单粗暴地用《圣经》的框架去生搬硬套，而是努力去理解羌族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。

除了研究羌族，陶然士对四川的考古和文博事业也贡献巨大。他是​​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——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的重要开创者之一​​。

在博物馆筹建早期，馆里穷得叮当响，只有一件文物。从年到年这二十年间，陶然士一个人就为博物馆捐赠和采购了​​超过五千件藏品​​！这些藏品门类很多，有画像砖石、陶器、瓷器、青铜器等等，时代从汉代一直到民国。特别是他在岷江上游调查时发现的那些形制特别的灰陶双耳罐，为我们了解当地的古代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线索。

他还写了不少关于四川考古的文章，比如《四川丧葬习俗》，对华西的丧葬习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。可以说，他是中国人类学“华西学派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看到这里你可能想问，他做这些图啥呢？我觉得，这大概就是源于一种纯粹的对知识的热爱和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吧。他不仅仅是把西方文化带进来，更​​重要的是，他搭建了一座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​​。比如，他还是最早将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翻译介绍给英语世界读者的人之一，让西方人对神秘的川西有了更多了解。

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陶然士留下的东西：

• ​​学术研究​​：开创了两方世界羌族研究的先河，留下了《羌族的历史、习俗和宗教》等著作。

• ​​文物收藏​​：为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收集了数千件珍贵文物，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• ​​文化桥梁​​：将羌族文化、四川考古发现（如汉代崖墓）等介绍到西方，同时也向川西民众介绍西方文化。

​​总而言之​​，陶然士这个人，身份挺复杂的，是传教士，也是汉学家、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。他在中国近四十年的岁月，远远超出了传统传教士的工作范畴。他对于羌族文化的记录和研究，对于四川早期考古和文博事业的开拓性贡献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价值。

对于我们来说，了解陶然士的故事，不仅仅是知道一段历史，更是一次提醒：​​文化的交流与尊重，是相互理解的第一步​​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西方人能够如此深入地记录和研究一种东方少数民族文化，并尽力向世界推介，这份努力本身就值得记住。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类似的历史人物？或者对羌族文化感兴趣吗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聊聊你的看法。